摘要：[15]参见徐爱国：《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版，第4-12页。 ...
这在适用数值式罚款时尤为明显。
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的全面落实并不意味着一味追责，尽职免责亦是应有之义。[67]参见马怀德：《论行政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2期。
有效制约和规范裁量性行政行为是现代行政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程序的叠加有助于降低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因减罚而被追责的风险。若量罚要素不完全相同，则需再度借助比例原则进行不同的判断。与此同时，同样处于拥有平均财富以下，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潜在违法行为人在考虑对他人不同程度的损害时，亦倾向于选择更为严重的损害。应减轻行政处罚时，取道从轻处罚或免予处罚虽可在法律或事实上降低追责风险，却有过罚不相当之嫌。
法的安定性要求法律规范体系尽可能确定，且被最大程度遵守。[44]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宋旭光译，雷磊校，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3期。然而，在原理上，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所体现的行为与行为人表征应当是相似的。
五、推动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的适法方案 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是必要的，然而囿于依据、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不足，可能被认定为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而面临追责风险。有责性要素则主要考虑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然而，相较于其他行政处罚决定，减轻行政处罚面临着因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而被追责的更高风险。基于比例原则，可形成在法定情节之外是否减轻处罚的首次判断。
[1]例如，在重庆奇火哥快乐餐饮有限公司万豪店与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以下简称奇火哥餐饮公司案）中，因具备《重庆市工商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7条第1项中的减罚情节，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作出减轻处罚决定。作者简介：李晴，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专职科研人员，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法治政府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减轻处罚系对法定处罚种类及幅度的超越，可能危及法的安定性。[12] 从现有讨论来看，在处罚畸重时能否以及如何出于法定情节之外的原因减轻行政处罚，存在诸多疑问和争执。一方面，决定应否减轻处罚时，需要通过特定程序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并由各方主体全面参与讨论。该观点认为减轻行政处罚情节的存在并未对违法行为人造成损失，反而可以减轻违法行为人的负担，无须受侵害保留原则的限制。
[5]参见皮纯协、余凌云等：《行政处罚原理与运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15]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增设减罚情节，这些情节在量罚时应被考量。实现这一任务可倚重于程序规范，也可倚重于实体规范。过罚相当原则得以为之提供实定法依据。
这意味着，其本无需纳入法定范畴。法定减轻行政处罚是在上述法定情节之内减轻行政处罚
[12]也正因如此，我国会将对母亲的保护提升至根本法的高度予以规定。[26] 2.健康权：对女性身心的一体关爱 现代法治和权利话语意义上的健康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的序言和《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27]为标志。
因此，破除有碍女性发展的落后观念和陈规旧俗，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也是促进相关法律实施和政策落地的必要措施。任何固定不变或者强制性的角色模式都将限制女性权利的实现，使其丧失独立的人格主体性，抑制女性的自由与发展。[19]这些职场遭遇使得对女性工作权的关注和保障极具现实意义。[41] 参见门艳玲、张小宝：《妇女家庭独特作用的新时代蕴涵》，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07页。[60] 参见王理万：《就业性别歧视案件的司法审查基准重构》，载《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2期，第65页。生育和抚育是一个长期的高负荷过程，包括孕育、分娩、抚育、教养等各个环节。
本文基于基本人权的视角，从我国宪法文本中母亲受国家保护的规范内涵出发，分析三孩政策背景下应重点关注的女性权利体系、实质内容、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对应的国家义务，以期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和提升相关措施的实效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四、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性权利保护的国家义务 对权利体系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其构成和内容证成，还应该按照权利类型或者性质进行相应的保障机制建构。
（四）重点群体的关注：强化对农村地区母亲、单身母亲等群体的特别关照 受长期以来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权益保护中存在城乡不平等、体制内外不平等的情况。应先对宪法文本中的母亲概念进行分析，并从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出发，并结合三孩政策带来的新问题，来把握母亲受国家保护的规范内涵。
其一，完善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并增加服务供给，强化对女性生育权和健康权保障。该观点认为母亲受国家的保护是宪法直接规定的一项社会权。
换言之，国家只是在消极地在最低道德标准的范围内为私人提供给最后的救济手段。[53]其二，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国家不得对女性的身心健康状况和需要采取歧视性的做法，剥夺或者限制女性得到预防、治疗和减轻痛苦的卫生服务的平等机会，不应限制女性获得保持健康的途径和参与卫生健康领域的决策机会和资源。与母亲相关联的属性还包括血缘关系拟制血亲家庭身份和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立法机关需要通过制定法律来建构和完善制度，明确女性各项权利的具体内涵，进而保障权利的具体落实，例如婚姻制度、生育保险制度、家庭护理假制度等。[55] 参见谭兢娥、信春鹰编著：《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45、273页。
[16]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关注分为平时保护、经期保护、孕期保护、产期保护、哺乳期保护和更年期保护等六个时段，那么对于生育这一直接使女性拥有母亲身份的行为应该包括孕期保护、产期保护、哺乳期保护。[14]国家一方面强调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根据性别差异论将子女照护的责任划给母亲。
由于平等理念逐渐普及和法律规定明文禁止，显性的就业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中已不多见，代之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一般对于单身母亲的界定主要包括因未婚生育、离婚或者寡居，在不再婚的情况下独自哺育抚养子女的母亲。
基于多重主体身份的复合，女性的权利体系呈现出多种权利结构的复合形态。以我国宪法为例，其一，《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国家保护。这些制度共同构成女性权利实现的前提性因素。[48]女性的各项权利形成了各有其独立内涵、但又彼此关联和意义交叉的规范体系，其价值基础最终指向人的尊严的维护。
母亲受国家保护关注的不仅仅是具有母亲这一特定身份女性的生育、抚养行为，还有所有女性基于其固有的人的尊严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内容。3.工作权：突破职场的隐形歧视 多数人生存资源的获得与生活质量的提升都与工作密不可分。
这种性别差异绝不是歧视女性的理由，而是对女性权利予以特殊保护的根据所在。是否生育和生育多少不再被仅仅认为是个人私事和人的本能需求，更是人的社会责任。
[47]女性首先是独立个体的人，享有独立的人格权，同时也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基于身份所形成的相关合法权益。[29]针对女性的健康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明确规定：对母亲，在产前和产后的合理期间，应给予特别保护。
